守良不“守良”
为一己私利，他将数亿资产以期权投资的名义借给连年亏损的公司。
为独揽大权，他经常说，“我说的话，你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”。
为对抗调查，他先后与16名涉案人员单独见面，把受贿编造成借款或委托投资的谎言……
他就是高守良，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、理事长。
提起高守良，北京市国资系统“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”。1961年出生的他，从北京市西郊粮库的普通职工干起，在粮食系统工作多年，一路升迁，曾担任北京市西郊粮库党委书记、总经理，北京市粮食局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、副局长，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等职务。1993年，年仅32岁的他走上副局级领导岗位；2013年，成为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、理事长，大权在握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高守良的人生开始大幅度偏离正轨。
2018年8月，高守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接受北京市纪委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
经查，高守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；违反组织纪律，违反议事规则和“三重一大”制度，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；违反廉洁纪律，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，在分配、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、集体利益；违反群众纪律，对待群众态度恶劣、简单粗暴；违反工作纪律，滥用职权，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；违反生活纪律，违反社会主义道德，追求低级趣味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。
今年3月，高守良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，并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、提起公诉。
“做梦都没想到，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”面对审查调查人员，高守良泣不成声。然而，做梦都没想到的事，却在现实中实实在在地发生了……
欲望畸形，单笔受贿3000万元——
“挣几百万要担风险，挣几千万也要担风险。同样是担风险，那就挣个几千万吧”
2017年冬的一个晚上，北京航天桥的一个公交车站旁，一名身着深色长款羽绒服、帽檐低垂的女子，正紧张地留意着驶过身旁的一辆辆汽车。不久，路边停下一辆车，两名男子从车上下来，开始用手机拨电话。随即，这名女子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双方核对手机号后，确认身份无误，两名男子从后备厢取出3个行李箱，交给了这名女子。
整整1000万元现金，在夜色下完成交接。收钱的女子姓高，高守良的大女儿。正是在父亲的一手安排下，她成了那个冬日夜晚丑陋交易的操盘手。
这1000万元只是高守良在某房地产项目中获利的一小部分。该项目位于北京市西四环中路，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和北京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。
在项目筹划阶段，高守良就向中间人林某提出，要从这个项目中获利5000万元：“这个事，挣几百万要担风险，挣几千万也要担风险。同样是担风险，那就挣个几千万吧。”
急于得到项目的该公司负责人唐某马上答应了高守良的要求。很快，市供销合作总社与该公司达成开发意向。但在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前，高守良提出要先支付给他第一笔钱——1000万元人民币，而且必须是现金。钱不到，协议便不签。于是，便有了前面那一幕。
在收到第一笔钱之后，高守良又要求对方以转账的方式，将3000万元人民币转到由他实际控制的某公司。
“在这个过程中，高守良将他对金钱的畸形欲望表露得淋漓尽致。”审查调查人员告诉记者，高守良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时，已是党的十八大之后，可他依然不收敛、不收手，那笔3000万元的转账就发生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两天。
“高守良涉案金额特别巨大，造成的损失特别严重，作案手法隐蔽，犯罪情节恶劣，案情复杂，涉案人数多，这些都说明高守良贪婪成性，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。”北京市纪委常委、市监委委员王向明告诉记者，在真金白银面前，高守良无所不用其极，彻底沦为金钱的奴隶。
经调查，高守良涉嫌受贿近1.8亿元人民币（其中，1.1亿元未遂），涉嫌贪污164万余元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00余万元。
“我内心深处认为，共产党人不是‘苦行僧’，不可能做到大公无私，不可能脱离低级趣味。”高守良这样剖析自己堕落深渊的原因，“事事想回报，认为自己从合作伙伴那里拿些好处、占点便宜，他们也没吃亏，自己很心安理得。”
专横跋扈，搞“一支笔”“一言堂”——
“他说你对就对，说你错你就错了”
专横跋扈，是同事们对高守良的一致印象。
“他说你对就对，说你错你就错了。”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工作人员说。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，高守良大搞“一支笔”“一言堂”，俨然把单位变成了自己的“独立王国”。
2014年8月，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常务理事会第15次会议上，通过了“某公司重组项目用款及担保”的议题，决定为某公司提供4亿元信用担保。
“这个项目是临时上常务理事会的，我作为班子成员，连这个公司的名称都没听清楚，他直接就决定了，更别提科学论证、科学决策了。”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副书记表示。
在此之前，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以期权投资的名义已累计借给该公司5000万元。而在钱借出去不久，审计部门就发现，该公司连年亏损，连利息都已支付不起。
高守良得知这一消息非常生气，但当该公司负责人郜某某递上一份500万元股权承诺函后，一切都变了。高守良不顾市供销合作总社常务理事会的反对，又向该公司追加投资1亿多元，由市供销合作总社投资管理中心为该公司非公开发行4亿元私募债券出具担保函，并签订担保协议。
经鉴定，在该项目中，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共有4.6亿多元最终无法收回。
高守良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的这些年，由于其随意决策、独断妄为，总社负债率增长了9倍。截至2018年底，负债金额已达182.76亿元。
“企业投资必须符合规章制度的要求，比如，要上会研究、要风险评估、要事先审计，土地出让必须要经过招拍挂……但是，这些在高守良那里都不需要。”审查调查人员告诉记者，高守良甚至连下属企业的运行执行情况都不让监事会参与，人为地把监事会弱化、虚化、边缘化，导致供销合作总社内部监事体系难以发挥实际作用。
除了在常务理事会上搞“一言堂”，高守良对待下属更是颐指气使、盛气凌人。
“在工作中，只要是同事们的行为稍不合高守良的心意，轻则训斥、重则辱骂。”据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些干部职工介绍，在高守良的批示中经常出现“废物”“白痴”这样的语言，有时他甚至连基本形象都不顾。
“他经常喝酒，喝完酒就骂人。”这是高守良曾经的同事说得最多的一件事。在一次酒后，高守良半夜11点召集研究室全体人员开会，主要议题就是“骂人”。
在高守良看来，“一把手就应该有点霸气”，“辱骂干部是对干部的疼爱”。
“我们跟他谈话的过程中，他也经常说，他就是这个单位的家长，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，要求下属们无条件地服从。”审查调查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，高守良作为一把手，用自己扭曲的价值取向和歪曲的从政行为，将市供销合作总社的政治生态弄得污浊不堪，既污染了党风政风，更败坏了党的形象。
对抗调查，模拟现场反复演练——
“你要是有急事的话，给我发个照片，我就给你回电话。否则，尽量不要联系我”
挖空心思敛财的后果，高守良心知肚明。他利用曾经担任过3年纪委书记、曾参与上级纪委专案组工作的经历，想尽一切办法对抗组织审查调查。
“他的反调查意识非常强，除了家庭正常收入之外，所有财产都不在自己和家人的名下。”审查调查人员介绍，在调查中，工作人员发现高守良实际控制了三家公司，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分别是高守良的妻舅、外甥女和曾经的同事，他们要么长年不在北京，要么对经济上的事一窍不通。让人吃惊的是，这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名下有公司。
“这些公司表面上看，跟我没有直接关系。查出问题后也根本不会想到和我有关系。”高守良回忆起这些，仍自以为高明。
然而，得意的背后却是惶惶不可终日。2017年底，北京市委巡视组进驻市供销合作总社，高守良无法平静了，开始精心构筑攻守同盟。
他不仅对女儿和妻子详加叮嘱，还把留在手上的证据材料交给女儿销毁，甚至切断了父女之间的正常联系。
“他说，你要是有急事的话，给我发个照片，我就给你回电话。否则，尽量不要联系我。”高守良的大女儿坦言。
这只是第一步。为了应对调查，高守良绞尽了脑汁。他先后与16名涉案人员单独见面，把受贿编造成借款或委托投资的谎言，还和涉案人员模拟调查现场，反复演练。
然而，一切都是徒劳。在确凿的证据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下，高守良的腐败路径一点点地清晰起来。
“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。无论你手段多么高超，无论你做得多么隐蔽，小伎俩都是不能跟强大的组织对抗的。”高守良表示。
“四个意识”个个皆无，“六项纪律”项项违反。不该做的事，他处心积虑、费尽心机；应该做的事，却敷衍了事、毫无作为。“高守良当了多年的领导干部，尤其作为党委书记，连‘四个意识’都说不上来，想了半天才编出一个‘自律意识’。”北京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说。
“我的罪行给党、给市供销合作总社抹了黑，带来了损失。同时，也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。我是组织、家庭的罪人，这种罪，今生是赎不完的！”即将面对法律惩处的高守良如今顿悟，却为时已晚。
